第二次精英教育革命
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
在第一次精英教育革命中，古希腊人从「修身」的层面，认为自由人要爱智慧追求真理，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创新。
他们的研究，学术上归纳为「爱智之学」，也就是哲学。
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二次精英教育革命，则是古代中国文明的产物。这一精英教育革命的主题，是「帝王之道」，如何治国平天下。
这并不是说，中国人就不修身，希腊人就不治国。而是从教育体系的整体特征，来讨论问题。
围绕「帝王之道」的精英教育体系的发展，可以分为3个阶段：
- 奠基时期：春秋战国时代，百家争鸣产生学术思想基础
- 成长时期：从秦汉到北宋，以司马光写出《资治通鉴》为结束
- 僵化时期：从南宋到清末
希腊人的哲学体系，其中最具备代表性的部分，我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。他们哲学中数学，相比其它文明最明显的特征，还是关注逻辑性，例如对证明的应用。喜爱思辨的希腊哲学家，逻辑是他们的基础。他们热衷于探索事物的原理、澄清基本的概念。
继承希腊文明的罗马人，相比之下就显现出明显的实用倾向。他们尊重、吸收希腊人的思辨文明，而他们自己更多的在政治、工程、军事上体现出高度的实践水平。
古代中国文明，相比希腊，也是更具备实用性。希腊人追求事物原理、概念，而中国人更看重现实的应用、解决问题。
如果说希腊精英教育（爱智精神），最本源的部分是逻辑学。中国的精英教育（帝王之道），最本源的部分是策略学。毕竟策略，是现实生活中解决复杂问题的基础。
换句话说，希腊人更关注what和why（是什么，为什么），中国人则更关注how（怎么做）。关注how，那么策略就至关重要。
而代表了古代中国策略顶尖思想的，是《孙子兵法》。一直到今天，它都是世界顶尖的战略著述。
反而儒家思想体系，从精英教育的角度，并非最上层的内容。就像后来在僵化阶段，真的很大程度用儒家思想培养的皇帝和官僚，往往水平低。
如果说希腊哲学最核心的指导思想，是亚里士多德的「第一性思考」。而中国帝王之道，如果要抽取出最精华的指导思想，则是孙子兵法的「全胜思维」：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
在中国文明到了南宋之后，进入了僵化期。创新精神衰退了，剩下的就是如何管控内部，操控人心。于是「帝王心术」，也就是如何操控人玩势力平衡，变成了领导者教育的核心。那些中华文明中开拓性、进取性的思想，逐渐的淡化了。
「道」和「术」，有根本的差异。尽管道需要术。
百家争鸣：策略导向的知识体系
公元前361年，秦孝公发布求贤令：
昔我穆公，自岐、雍之间修德行武，东平晋乱，以河为界，西霸戎翟，广地千里，天子致伯，诸侯毕贺，为后世开业甚光美。会往者厉、躁、简公、出子之不宁，国家内忧，未遑外事。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，丑莫大焉。献公即位，镇抚边境，徙治栎阳，且欲东伐，复穆公之故地，修穆公之政令。寡人思念先君之意，常痛于心。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，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。
在求贤令中，他首先回顾了先祖的辉煌业绩，再谈到后来的「丑莫大焉」，然后表达了自己复兴秦国的计划，最后招募人才：
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，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。
这篇招聘广告，引来了公孙鞅（也就是商鞅，因为他后来被秦封在商地）入秦。
商鞅入秦后，先后几次面见了秦孝公。
第一次，他「说以帝道」，秦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。
第二次，他「说以王道」，孝公还是没感觉。
第三次，他「说以霸道」，这次孝公有兴趣了。于是商鞅进一步，跟孝公谈富国强兵之术，也就是实际操作可以怎么干。这就谈了三天三夜。
于是，有了商鞅变法。
这里，商鞅说的帝道、王道、霸道，其实是不同的治国战略。
这几个策略，是不是商鞅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呢？
他是站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百家争鸣、各种学术思想大发展的基础上的。
帝道，是黄老一派的道家思想，参考尧舜禹黄帝等上古人物故事，推崇无为而治。但这里无为而治并非真的无为，而是顺应人的心理，实现「无为而为」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阐述的就是这一种思想。
王道，则是孟子提出，儒家一派的思想。效仿周朝先祖的治国理论，以礼乐为核心建立秩序，重视仁政。
霸道，则是法家思想。法家强调法令，管制民众，关注赏罚，用赏罚调动人。
总结一下这三种策略：
- 帝道：好民之所好，恶民之所恶，无为而为
- 王道：一心行仁，泽及百姓，万国景仰
- 霸道：修刑厉法，富国强兵，使民怀刑畏威，以法服人
在春秋战国时期，传统分封制贵族统治开始松动，当权者需要新的思想来应对变化。而顺应这样的时代背景，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。
在《史记》中，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结为六家：道家、儒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名家、阴阳家。
而《汉书》中，把先秦学派归纳为十家：道家、儒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名家、阴阳家、农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小说家。
民国史学家吕思勉认为，术数、方技、兵书三略，亦可称为先秦诸子，可算为十二家。
这十二家的代表人物，大致如下：
- 名家：邓析、惠施、公孙龙、尹文 、宋钘
- 儒家：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子夏
- 法家：管仲、子产、韩非、商鞅、慎到、李斯、申不害、李悝
- 墨家：墨子、禽滑釐、孟胜、田襄子
- 道家：老子、庄子、列御寇
- 阴阳家： 邹衍
- 农家：许行、计然
- 纵横家：鬼谷子、张仪、苏秦
- 小说家：虞初、屈原、字玉
- 杂家：吕不韦、刘安、尸佼
- 兵家：孙武、孙膑、吴起、尉缭
- 医家：扁鹊、岐伯 、淳于意
- 方技家： 岐伯 、淳于意
基本上，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百家争鸣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框架。
这十二家，跟希腊哲学家派别相比，显著的差异在于，希腊哲学家更看重研究原理、概念，先秦诸子学派更多解决现实问题，尤其是政治军事外交问题，毕竟这个也是当时的核心需求。
这当中，名家更重视逻辑思辨，部分类似于希腊哲学风格。例如公孙龙就有「白马非马」这样的思辨题，惠施跟庄子有「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」的对话。然而，这种思辨学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，并未产生重大影响力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些学派，大多数是后来基于他们思想相似性的总结，并非当初这些人互相有组织、有派别意识。甚至在同一学派当中，不同的人思想也有很大差异。而学派之间的人，思想也往往有相互的影响。
从治国角度来看，这当中相关性大的有：
- 儒家
- 法家
- 道家
- 兵家
- 纵横家
- 墨家
纵横家更多的基于当时的背景，针对外交联盟策略层面。兵家针对军事策略层面，而墨家比较奇特，因为它自身形成了组织实体，来执行它的理念，而非单独的学术理论。
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，有两种类型体裁类型的文章：策与论。以对策措施为主的文章叫「策」，以论述阐发事理为主的文章叫「论」。注意这两者，都是针对具体的问题。哪怕是论，也并非讨论抽象概念，而是围绕特定问题、场景展开。
例如宋代嘉祐六年，仁宗皇帝举行不定期的制科考试，苏轼应试，作「进策」25篇，《教战守》是其中一篇「策」；作「进论」25篇，包括《留侯论》、《晁错论》。
其实，儒家啊、法家啊、道家啊，大体来说，这些也是在做策论，来讨论如何解决问题。只是他们的策论更偏向宏观，解决诸如政治框架类的问题，也包含解决人生问题的内容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把上面几家的内容，看成是立足于策略的理论体系。
策略知识体系
从春秋战国开始，中国古代精英教育体系中，基础的策略知识体系部分，其实已经成型了。我把它分为3个层次。
在中间层，是基于诸子百家的各种策略理论体系，例如法家、儒家、兵家。
在研究和学习策略时，会遇到一个普遍问题，就是这些需要经验基础。越是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，未必自己有充分的经验，全都靠自己积累太慢，而且决策影响巨大，在没有经验的时候就匆忙决策问题严重。
那么如何快速提升经验呢？
我们可以把经验分为两种，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。直接经验来自于自己，间接经验来自于他人。后者，也可以转化为自己的经验。
有人说「愚者由自己的经验中学习，智者由他人的经验中学习。」
对于领导决策领域，最重要的间接经验，来自于历史。研究历史，看不同的人，应用了什么策略，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，从当中反思。
历史，是一个巨大的案例库。
商鞅跟秦孝公讲帝道、王道、霸道，帝道参考尧舜禹黄帝等上古人物故事，王道效仿周朝先祖的治国理论，这里，就引用到了历史案例。
中国的历史记叙传统，早熟而且发达。根据甲骨文的记录，在商周时期，就有史官设置。
春秋时期，「君举必书」，有大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左史、右史等史官。「大史掌国之六典，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内史掌书王命，外史掌书使乎四方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」
春秋时期「春秋」这个词，就来自于根据鲁国官方编年史编撰的《春秋》一书。
而战国时期，开始出现了私人编写的史书。
从学术发展来看，史官和历史记录，对于诸子百家有重要影响。历史记录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案例库，而历史案例也反过来影响了学术思想。
比如如果没有周以礼乐治天下的历史，「王道」、儒家思想的发展，恐怕就会滞后。「夫儒之职业，诵法先王之道，以待后之学者」。没有先王之道，儒怎么诵法呢？
哪怕有人提出这个思想理念，缺乏历史的支持，力度也就很不同。
注意这里历史记录，未必是政治。例如《诗经》，作为诗歌总集，依然是一种历史记录。
中国历史记叙传统的早熟，历史记录的传承，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国文明的形成，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在于，他在中国人尤其是知识群体中，形成了共同的经验。而共同的经验，对国家和文明认同，是一个基础。
就像到了清朝，康熙皇帝还要讲「王道」，精通儒家学说。从统治意义上讲，他强化了自己的权力。但从另外一方面，当康熙从中国历史中建构大量经验，他本身也就越来越趋向于华夏文明体系中的一员。
这种共同经验带来的一个好处，是降低学习和交流成本。
研究很多策略问题，都需要案例作为背景和参考。如果大家都共同熟知历史案例，那么讨论的时候，就直接引用就行了，不用反复的介绍案例。
比如讲建立信用，说「商鞅立木赏金」大家都懂了。于是在共同经验基础上，简化了沟通。
这一点，对于知识型组织，非常的重要。一直到今天，很多企业面临缺乏共识、沟通不畅的问题。其中一个因素，就是企业内部，人们之间缺乏共同的经验体系。
从这个角度，中华文明，在古代做的一个卓越之处，是知识管理。知识传承做的相当不错（在古代世界里）。到了清朝，在知识分子群体中，还对哪怕春秋战国的各种案例，非常熟悉。因为每个科举的人，都需要学习诸如史记之类的作品。换句话说，所有人都有个标准的案例库。
顺便说一下今天的企业管理。其实如果大家思考一下，这种建立基本案例库，然后共同学习的方式，是在企业领域非常重要的。
比如企业的销售，如果有一个案例库，其中包含了来自现实的销售场景，例如向客户介绍产品、遭遇阻碍（比如客户说价格太贵了）等等。
这些基本案例库，是所有人都熟知的，并且要研究讨论应该怎么做（具体的做法又是案例的一部分了）。
大家如果遇到问题，会直接引用到这些标准案例，作为基础。
甚至也会持续把新遭遇的典型情况，更新到案例库中。
这样大家就有了很多共同经验。
甚至新的员工进来，首先就应该学习这个案例库。就跟古代皇帝、知识分子，都需要先学习史书一样。那么，他们就快速建立起了间接经验。
同样的关于管理和领导，也可以这么做，基于现实经验，建立共同案例库。
那这样，知识共享和传承，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
知识体系和知识管理，是一个组织强大的基础设施。上到国家，下到企业。
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，跟知识基础设施的发达，密切相关。而历史记叙传统的早熟，是其中重要因素。
前面我们讨论了历史，是策略知识体系中底层经验的来源。
而在这个体系最上层的，也就是孙子兵法，作为跨领域的、策略思想的指南。在本书前面「新战略」一章，我们已经对孙子兵法做了介绍。谈到孙子兵法的中心思想，在于「全胜思维」：
- 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
- 必以全争于天下
- 兵不顿而利可全
全胜目标与全胜过程
前面我们谈到，创新领导者，秉持质量上的高标准。
而又有三种质量标准：
孙武，他提出「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」、「兵不顿而利可全」，是非常高的目标。
甚至可以说，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」，在包括但不限于战争的很多领域，是最高境界。
所以孙子兵法，一直是人类顶尖的战略思想读物，因为它的目标高。
在他那个时代，是至高标准；今天我们这个时代，还是至高标准。
那么，如何达成这样高的目标呢？就需要从过程质量入手了。
前面「兵不顿而利可全」，是从结果的维度来看，是「结果的全」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则要追求「过程的全」。用孙子的话来讲就是：
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
孙子把军队分为两种：胜兵和败兵。这个划分不是从最终的结果，而是从对待作战的态度。
出色的军队，是做好了确保胜利的各项工作，再开打。而平庸的军队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上场再说，说不定就打赢了呢？
前者很大程度上，是稳赢，因为已经有了必胜准备，才开打；而后者，更像是赌博，寄希望于临场发挥而非充分准备。
战争的胜负，决定性因素不在战场之上。
战略家诸葛亮
前面我们谈到，围绕「帝王之道」的精英教育体系的发展，可以分为3个阶段：
- 奠基时期：春秋战国时代，百家争鸣产生学术思想基础
- 成长时期：从秦汉到北宋，以司马光写出《资治通鉴》为结束
- 僵化时期：从南宋到清末
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百家争鸣，奠定了策略知识体系的基础。
而从秦汉到唐的第二阶段，尽管中间各种波折，整体来看，是中国传统文明继续成长进取的阶段。基于第一阶段的成果，孵化出了高水平的领导者，并且继续推动这套知识体系的发展。
这当中一位杰出的创新领导者，是诸葛亮。概要的说，他
- 是出色的战略家
- 高度领悟了孙子兵法的全胜思想
- 对于中国各种策略理论体系，例如儒家、法家、兵家、纵横家等有深刻的领悟和灵活应用
- 对于策略知识体系，在政治军事理论和实践上，做出了影响后人的创新
- 在历史上树立了一个领导者的楷模
诸葛亮写过一篇《论诸子》，说：
老子长于养性，不可以临危难。商鞅长于理法，不可以从教化。苏、张长于驰辞，不可以结盟誓。白起长于攻取，不可以广众。子胥长于图敌，不可以谋身。尾生长于守信，不可以应变。王嘉长于遇明君，不可以事暗主。许子将长于明臧否，不可以养人物。此任长之术者也。
他是真正做到了博采众长，兼收并蓄。
诸葛亮人生中一个重要的事件，是《隆中对》。
刘备许昌大败，带着残兵败将逃到水边，刘备说：「诸君皆有王佐之才，不幸跟随刘备。备之命窘，累及诸君。今日身无立锥，诚恐有误诸君。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，以取功名呼？」众皆掩面而哭。
那是建安5年，刘备40岁。从28岁结识关张打黄巾，已经12年。尽管连曹操也认为他「世之英雄」，却连根据地都没有。
然后，刘备三顾茅庐，遇到了诸葛亮。
刘备问诸葛亮说：
汉室倾颓，奸臣窃命，主上蒙尘。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信大义于天，而智术浅短，遂用猖蹶，至于今日。然志犹未已，君谓计将安出？
诸葛亮回答：
自董卓已来，豪杰并起，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。曹操比于袁绍，则名微而众寡。然操遂能克绍，以弱为强者，非惟天时，抑亦人谋也。今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，国险而民附，贤能为之用，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。
荆州北据汉、沔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蜀，此用武之国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资将军，将军岂有意乎？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。刘璋暗弱，张鲁在北，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
将军既帝室之胄，信义著于四海，总揽英雄，思贤如渴，若跨有 荆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外结好孙权，内修政理；天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，以迎将军者乎？诚如是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
在这短短的谈话中，包含了：
- 根据地战略（荆州益州）
- 外交联盟战略（连孙抗曹）
- 军事战略（天下有变，荆州益州两路出兵）
给刘备指出了整体思路，所以刘备「如鱼得水」。
理清思路事情就好办了，从隆中对到打下益州天下三分，只用了7年。
外交家诸葛亮
《隆中对》的一个基本点，就是要建立孙刘联盟。诸葛亮不仅仅是提出了这一战略，更是亲自做起了外交，确保了孙刘联盟的实现。
在隆中对后，诸葛亮出山不久，曹操南下荆州，刘备败逃，危在旦夕。诸葛亮代表刘备，出使江东，劝说孙权连刘抗曹。
三国志记载如下。
先主至于夏口，亮曰：「事急矣，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。」时权拥军在柴桑，观望成败，亮说权曰：「海内大乱，将军起兵据有江东 ，刘豫州亦收众汉南，与曹操并争天下。今操芟夷大难，略已平矣，遂破荆州，威震四海。英雄无所用武，故豫州遁逃至此。将军量力而处之：若能以吴、越之众与中国抗衡，不如早与之绝；若不能当，何不案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！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，而内怀犹豫之计， 事急而不断，祸至无日矣！」权曰：「苟如君言，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？」亮曰：「田横，齐之壮士耳，犹守义不辱，况刘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盖世，众士仰慕，若水之归海，若事之不济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复为之下乎！」权勃然曰：「吾不能举全吴之地，十万之众，受制于人。吾计决矣！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，然豫州新败之后，安能抗此难乎？」亮曰：「豫州军虽败于长坂，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，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。曹操之众，远来疲弊，闻追豫州，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，此所谓’强驽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 ‘者也。故兵法忌之，曰’必蹶上将军’。且北方之人，不习水战； 又荆州之民附操者，逼兵势耳，非心服也。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，与豫州协规同力，破操军必矣。操军破，必北还，如此则荆、吴之势强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败之机，在于今日。」权大悦，即遣周瑜 、程普、鲁肃等水军三万，随亮诣先主，并力拒曹公。
这段诸葛亮与孙权的对话，堪称经典。
其中我觉得有个关键点是，诸葛亮的格局。
刘备此前，曾经好几次败逃，基本上思路，都是逃到另外一家势力，作为客将身份，本质上是另外势力的附属。例如投奔公孙瓒、曹操、吕布、袁绍、刘表等。
诸葛亮隆中对，给刘备提升了格局：不要做客将，要做主公。
也就是别老是想着跟人打工，你要当老板。
在曹操南侵刘备败亡时，刘备还想走老路，继续投奔他人：「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，欲往投之。」
然而诸葛亮却说：「事急矣，请奉命求救於孙将军。」
如果是刘备自己操作这件事情，那按照惯性，哪怕得到孙权的支持，又成了客将身份。然而诸葛亮，却把孙刘的关系，定在了平等的联盟地位。其实那时候，明显刘备已经非常危险。
豫州军虽败於长阪，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，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。曹操之众，远来疲弊，闻追豫州，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，此所谓’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’者也。故兵法忌之，曰’必蹶上将军’。且北方之人，不习水战；又荆州之民附操者，偪兵势耳，非心服也。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，与豫州协规同力，破操军必矣。操军破，必北还，如此则荆、吴之势强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败之机，在於今日。
而且，支持这个地位的，跟诸葛亮谈话的气势有很大关系。上来就直奔主题，将孙权一军：你要打就打，不行就投降呗。犹犹豫豫干嘛。
毫无祈求之意，气势很足。
孙权听了反问「苟如君言，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？」除了字面含义，大概还有意思是你们都到这个地步了，还这么嘴硬。
你看诸葛亮怎么回答：「田横，齐之壮士耳，犹守义不辱，况刘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盖世，众士仰慕，若水之归海，若事之不济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复为之下乎！」
一方面把刘备说的很高，然而也直面当前的困境：「若事之不济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复为之下乎！」而哪怕面临困境，依然「安能复为之下乎」，更显出了气势格局。
当时孙权吧，虽然倾向于战，但是也并非完全下定决心。如果要战，自己搞不定，就需要与刘备联合。那么刘备能成事嘛？
孙权不知道呀。
诸葛亮来了，这么一段面对面对话，至少感觉是诸葛亮这人，貌似是有气势格局能成事的。对于刘备军能否成事，那就多了信心。
反过来，如果刘备集团来的人不行，可能孙权虽然自己想当老大，但评估一下势力，也就降了。
有些时候，外交就决定了成败。
军事家诸葛亮
公元前221年，刘备为报关羽之仇，起兵攻打东吴，被陆逊火烧连营，兵败病逝白帝城，临终托孤诸葛亮。
此时刘备集团的人才，军队，地盘，因为两场战争失败，已经损失惨重。曹魏和东吴也有入侵之意，蜀地人心惶惶，
诸葛亮临危受命，除了政治，也全盘抓起了蜀汉的军事。
当时，蜀汉和魏的实力，差距很大。从人口角度，蜀90万，魏460万；从兵力角度，蜀最多能出兵10万左右，魏最大70-80万。
大多数人看到这个对比，基本上直接吓跪了。然而，在稳定了蜀汉形势后，诸葛亮进行了一系列北伐。
第一次北伐，诸葛亮分兵派马谡守街亭失败，留下了「挥泪斩马谡」的故事。此后的几次，蜀汉在战斗中都占了上风。魏军要么坚守，要么尽量避免与蜀军作战。
鉴于双方的实力差异，诸葛亮出兵的目的，并非直接攻克魏国，收复洛阳长安。而是通过进攻，调动魏国的资源，阻碍魏国发展，引起曹魏内部的混乱和内乱，从而削弱曹魏，制造进一步的机会。
这就像打游戏，有些时候并不是旨在攻克地盘，而是频繁进攻骚扰，阻碍对方生产发展。
打过战略游戏的人可能知道，这种骚扰战术，挺让人讨厌。为了防止随时的进攻，要花费资源造兵，平时又没啥用。但不准备，又怕来了损失太大。
诸葛亮就这样，几次北伐，每次魏国都要调集大军，打乱生产，苦不堪言。而诸葛亮军队来了，往往是直接收割魏国的粮食，吃的差不多就回去，没什么损失。当然粮草后勤也是蜀汉的大问题，没法长期攻坚，导致这种侵扰战略才是最优的选择。
曹魏被这种打法也是搞得苦不堪言。诸葛亮五丈原病逝之后，魏国皇帝就开始大修宫室，追求个人享受了…..换个角度，前面估计也是憋坏了。
孔明起巴、蜀之地，蹈一州之土，方之大国，其战士人民，盖有九分之一也，而以贡贽大吴，抗对北敌，至使耕战有伍，刑法整齐，提步卒数万，长驱祁山，慨然有饮马河、洛之志。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，仗兼并之众，据牢城，拥精锐，无禽敌之意，务自保全而已，使彼孔明自来自去。若此人不亡，终其志意，连年运思，刻日兴谋，则凉、雍不解甲，中国不释鞍，胜负之势，亦已决矣。昔子产治郑，诸侯不敢加兵，蜀相其近之矣。
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曹魏干脆不在诸葛亮来的时候，直接正面硬刚，打掉蜀军不久好了嘛，一劳永逸。要知道蜀国本来人口少，出不了多少兵。
对于魏国而言，与蜀汉的战场，是他们的西线。蜀军仅有步兵，而魏军则有骑兵、步兵，而且西线的军队数量也多于蜀军。看上去怎么也是对曹魏有利。
他们没办法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诸葛亮治军一流，训练了一支非常强悍的军队。用古人的评价来说：
及其兵出入如宾，行不寇，刍荛者不猎，如在国中。其用兵也，止如山，进退如风，兵出之日，天下震动，而人心不忧。
诸葛亮是吃透了孙子兵法，「胜兵先胜而后求战」。他带兵出场，已经是有充分的准备了。其中一个关键，就是训练出「止如山，进退如风」的军队。
这样的军队，魏国想要正面硬刚，哪怕兵力占优，也是难以打赢。
所谓「诸葛一生唯谨慎」，他敢带兵出来，基本上已经有把握了，就不怕你硬刚。
在第四次北伐时，魏国主帅是司马懿。司马懿这人也是孙武的好学生，既然「胜兵先胜而后求战」，那没把握，我就坚决不打，保持距离还不行吗，等你粮食没了自然就走了。
诸葛亮看到这种情况，就故意收缩军队，暴露各种弱点给魏军。魏国将领看到了，觉得我靠你也太嚣张了，看我摁死你，纷纷要求出兵。司马懿也知道诸葛亮肯定是诱敌，但看着破绽卖的这么大，觉得自己怎么也能吃定把，那就打。
这一打结果就是：
亮使魏延、高翔、吴班赴拒，大破之，获甲首三千级，玄铠五千领，角弩三千一百张，宣王(司马懿)还保营。
所以第五次北伐，司马懿学精了，无论如何，就是不出战。
创新标兵诸葛亮
很多人觉得，诸葛亮是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」。但真正去研究他，你会发现他并非是刷996的劳动机器，虽然他的工作强大要比996更大。
诸葛亮，是「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」的创新标兵。
回顾我们3个层次的质量：
从目标的角度，诸葛亮是要「兴复汉室」。当他白帝城受命托孤，执掌蜀汉大权的时候，资源非常有限，益州人心惶惶。王司徒、曹真等人还经常写来劝降信。
这目标简直是不可能啊。
那怎么办呢？只有创新才能解决问题啊。
于是诸葛亮开始了创新之路，在体系质量上大力创新，夯实体系基础。
诸葛亮在《兵要》中说：
有制之兵，无能之将，不可以败；无制之兵，有能之将，不可以胜。
意思是说，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，即使将领没有才能，也不会打败仗；一支没有严格训练的军队，即使将领再善战，也无法取得胜利。说明军队作战需要整体素质的提高。
从体系质量的角度，诸葛亮提出的，是「有制之兵」的质量标准。
在那个时代，诸葛亮就指出了军队素质建设的重要性，并且身体力行，打造了一只高素质的军队。要用今天的话说，是走上了「质量强军」的道路。
为了强化军队体系质量，诸葛亮开展了一系列的创新。
《三国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记载：「亮长于巧思，损益连弩，木牛流马，皆出其意；推演丘法，作八阵图，咸得其要云。」
- 诸葛连弩：战斗工具的创新，提高军队杀伤力
- 木牛流马：后勤生产工具创新，提升后勤粮草运输能力
- 八阵图：作战阵法创新，八阵图并非诸葛亮首创，但他进行了补充、整合、完善
诸葛亮一生谨慎，但他八阵图炼成，说了一句话：「八阵既成，自今行师，庶不覆败。」也就是我们的军队新版本升级完毕啦，不是谦虚，你们在座的，都不行。
这些努力，把蜀汉军队，打造出了强大的战斗力，即使数量处于劣势，也能够跟西线的魏国硬钢。所以后来司马懿明智的不出来，反正打不过。
诸葛亮在中国人心目中，普遍形象是文臣，是丞相。
他又是统帅，是武侯，是顶尖的军事家。上马治军，下马治民。
而且诸葛亮，不仅仅是停留在军队层面，更有全局视野。他说「国以军为辅」，军事是政治的延续。
诸葛亮关注的，是整个国家的体系质量。他严刑峻法，但处事公平，做到政治清明。
他出兵，要兴复汉室，行仁义之师。做到了「兵出之日，天下震动，而人心不忧」。要知道，古代军队，很大程度是靠抢钱抢女人来激发士气的，只是程度的差别。而诸葛亮的军队，做到了纪律严明。
在中国古代史上，以这一点著称的，除了诸葛亮军队，貌似就是岳家军了。再往后，就是新时代下，共产党军队了。
经济上，战争很容易导致财力枯竭。尤其是对资源少的一方。然而诸葛亮经济建设也搞的不错，抓生产搞贸易，井井有条。
诸葛亮有一个措施，我到现在还是没想明白。就是他非常关注蜀锦，因为蜀锦作为重要的奢侈品，可以出口到魏国，是蜀国重要的收入来源。
那么魏国呢？难道不清楚这个是敌方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？为啥还是要贸易呢？就是打归打，我们的享受不能断吗？
搜索了一下，发现当年魏文帝曹丕，还真写过一篇《与群臣论蜀锦书》，劝阻魏国的豪奢贵族不要购买蜀的锦绣织品。但貌似没多少用啊。
马云说过一句话，说「真正的创业者，一定是缺这个缺那个。如果真的什么都不缺了，那为什么还要你这个想法吗。」
我觉得诸葛亮，是这句话非常好的案例。接盘刘备兵败后的烂摊子，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地盘缺地盘，不仅仅要稳定败局，还要兴复汉室。那就逼着他去想办法、去创新。最后造就了作为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战略家、发明家的诸葛亮。
创新，是高度主动性、高智慧的人类活动。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，诸葛亮还迎难而上，那种高度的主动性、责任感，堪称楷模。
汉丞相诸葛亮
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」。
如果说曹操曾经的想法是「汉故征西将军曹侯墓足矣」，那么诸葛亮对自己的定位就是「汉丞相诸葛亮」。
诸葛亮最终没能实现他的理想。但从另一个角度，中国人谈到「丞相」，如果不加以说明，基本上恐怕就会想到诸葛亮。他成为了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上，「丞相」的代表。从这个角度，超越了他的梦想。
杜甫在成都的时候，写了首诗《蜀相》。
丞相祠堂何处寻， 锦官城外柏森森。
映阶碧草自春色， 隔叶黄鹂空好音。
三顾频烦天下计， 两朝开济老臣心。
出师未捷身先死， 长使英雄泪满襟。
我以前在武侯祠里，吟诵这首诗，非常的感触。
然而我觉得吧，整体来说，很多时候我们对诸葛亮的感觉，是因为他的责任感、忠诚，那种出师未捷身先的惆怅。
然而，诸葛亮那种高度的主动精神，那种强烈的正面的进取态度，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。他自比管仲乐毅（高标准的榜样），博览群书学习诸子百家，观其大略（整体把握学术思想有大局观）。他学以致用，并且不拘泥于现状，搞创新抓建设。
单纯的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」是搞简单重复劳动，诸葛亮是「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」，有进取创新精神。
从春秋开始，出现了「士」的阶层。士人的特点是靠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吃饭，他们有相对的独立性。他们对上级忠心耿耿，保持着与上级的和谐关系，取得上级的信任，以便得到应有的回报，也有选择去留的权力，一旦和上级不和即可离职而去，因此士人有很大的自主性和流动性。
商鞅、苏秦等人，就是士人。
诸葛亮是两汉文明，培养出的最后一个代表性的「士」。论语说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」
从这个意义上，钱穆说「有一诸葛，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，一如两汉。」
诸葛亮去世后几十年，三国归晋。再过十多年，八王之乱，天下进入了更大的动荡，中国四分五裂。一直到隋建立初步的统一，然而隋炀帝治下，又开始了分崩离析。
在这个时候，中国历史上又一位军政全才的战略家登场，不仅仅结束了天下大乱的局面，而且无论是在文治还是武功，都做出了顶尖水准，打造了中国农业文明中最辉煌的时代。
军事家李世民
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《七德歌》，前面几句是：
太宗十八举义兵，白旄黄钺定两京。
擒充戮窦四海清，二十有四功业成。
二十有九即帝位，三十有五致太平。
别的朝代，一般吹嘘本朝，都是说开国一代，「我太祖皇帝/高祖皇帝」怎样怎样。
然而唐朝，除了说一句「高祖起兵晋阳」，接下来就都是太宗皇帝怎样怎样。
李世民，以二代的身份，拥有了一代的地位。
的确他的功业，也配得上这种认知。不仅仅是唐朝，甚至一直到今天，共产党说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」。既然是复兴，以什么为标杆呢。在中国人心目中，大概就是李世民开创的大唐盛世。
众所周知李世民是顶尖的政治家，但少有人知道，他是顶尖的军事家。唐朝开国时，国内多股势力，唐仅仅是一个诸侯。而短短六年的时间，唐实现了对中国的基本统一。这首先，要归纳于李世民逆天的军事能力。
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，记录了太宗皇帝和李靖（两位都是中国历史上顶尖的军事家）关于军事的讨论。
当中有一段对话：
太宗曰：「朕观诸兵书，无出孙武；孙武十三篇，无出《虚实》。夫用兵，识虚实之势，则无不胜焉。今诸将之中，但能言背实击虚，及其临敌，则鲜识虚实者。盖不能致人， 而反为敌所致故也。如何？卿悉为诸将言其要。」
靖曰：「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，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可也。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，以正为奇，且安知虚是实，实是虚哉？」
太宗曰：「’策之而知得失之计，作之而知动静之理，形之而知死生之地，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。’此则奇正在我，虚实在敌欤？」
靖曰：「奇正者，所以致敌之虚实也。敌实，则我必以正；敌虚，则我必以奇。苟将不知奇正，则虽知敌虚实，安能致之哉？臣奉诏，但教诸将以奇正，然后虚实自知焉。」
太宗曰：「以奇为正者，敌意其奇，则吾正击之；以正为奇者，敌意其正，则吾奇击之。使敌势常虚，我势常实。当以此法授诸将，使易晓耳。」
靖曰：「千章万句，不出乎’致人而不致于人’而已。臣当以此教诸将。」
抛开中间虚实奇正的部分，我们看开头和结尾：
太宗曰：「朕观诸兵书，无出孙武；孙武十三篇，无出《虚实》。」
靖曰：「千章万句，不出乎’致人而不致于人’而已。」
李世民非常看重孙子兵法。李靖认为，孙子兵法的要义，在于「致人而不致于人」，也就是要把握主动权，而不是被敌人调动。
前面我们谈到，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，就孵化出了策略导向的知识体系，这是中国农业文明，至关重要的精英教育体系的知识基础。
诸葛亮，站在这一知识体系的肩上。而他自己的实践，又为这套体系添砖加瓦。李靖就非常重视诸葛亮的八阵图，并且加以改进，用来训练唐军。
李世民和李靖，又是站在了这一体系的肩上。
致人而不致于人
以我的观点，李世民、李靖他们，以及他们代表的唐的创业时代，是中国历史上，将孙子兵法全胜战略思想，演绎的最为淋漓尽致的时代。
李世民李靖他们的境界，如果要在足球界找一个案例，应该是瓜迪奥拉领军时代，拥有哈维、梅西、伊涅斯塔的巴萨。
瓜迪奥拉的足球战略思想，是「列位式」，而非大多数人认为的「tiki-taka」。
李靖说「千章万句，不出乎’致人而不致于人’而已。」，他把掌控主动权，看的至关重要。其实这也是瓜迪奥拉足球理念的基础。
在列位式足球思想中，无比重视对球权的控制，因为球权，是「致人而不致于人」的基础。
瓜迪奥拉有个「15脚原则」，他认为如果传不够15脚，球队就不能妥善应对攻防转化，或者不好组织进攻。
为了达成这一目的，瓜迪奥拉要求所有球员，包括门将，都包含扎实的出球功底。
跟 tiki-tata的区别在于，tiki-tata更倾向于为了控球而控球，而列位式足球理念，控球一方面意味着主动权，另外一方面就意味着要调动对手，这两者相辅相成，「致人而不致于人」。
基于这种理念，很多时候，你会看到球员不遇到逼抢，根本不传球。有时球员会拿球站着一动不动，直到有对手来抢，才把球传出去。
我们看巴萨的比赛，有些时候觉得会比较寡淡。就是巴萨在那里传来传去，看上去推进节奏很慢。不像那种双方你来我往的精彩刺激。
用孙子的话来说「胜兵先胜而后求战」，如果对方本身防守严密，阵型紧凑，巴萨并没有发现好的机会，那么就通过控球来调动对方，从而尝试在变化中寻找机会。没有机会，那就控球，不盲目的进攻。
孙子兵法《军形》篇中说：
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故善战者，能为不可胜，不能使敌之必可胜。故曰：胜可知，而不可为。不可胜者，守也；可胜者，攻也。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，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，故能自保而全胜也。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，非善之善者也；战胜而天下曰善，非善之善者也。故举秋毫不为多力，见日月不为明目，闻雷霆不为聪耳。古之所谓善战者，胜于易胜者也。故善战者之胜也，无智名，无勇功，故其战胜不忒。不忒者，其所措胜，胜已败者也。故善战者，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也。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善用兵者，修道而保法，故能为胜败之政。
我们看开头一句：
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故善战者，能为不可胜，不能使敌之必可胜。故曰：胜可知，而不可为。
意思是说，善战的人，先做好自己的防守（让敌人没法战胜自己），再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。让敌人没法战胜自己，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。至于我们能否打败敌人，很大程度要看对方有没有破绽。
所以哪怕是善战的人，可以让自己不被战胜，却不能确保必然能战胜敌人。
比如诸葛亮，水平很高，打造了出色的军队。他去攻打魏国，司马懿死活不出来。诸葛亮能保证自己军队不被打败，但对司马懿死守不露出关键破绽，也没办法。那他只能等待或者创造其他机会。
但无论如何，作为战略高手，首先是要做好自己「不可胜」，避免给敌人抓住漏洞干死。
善战者，不是场场都能赢，而是先能确保自己不输。不输，就有机会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。
反过来，无论是战场还是商场，很多人看似大胜，其实那个过程破绽百出，因为对手水平低。赌两把也就赢了。
最让大多数人感觉刺激的胜利，不是来自高水平选手，而是来自赌徒。
所以孙子讲「善战者无赫赫之功」，因为人家都是赢了再打，这样外行看上去，就觉得挺轻松啊，你没啥本事嘛。反而觉得那种搞的轰轰烈烈的，特别牛逼。
古之所谓善战者，胜于易胜者也。故善战者之胜也，无智名，无勇功，故其战胜不忒。不忒者，其所措胜，胜已败者也。故善战者，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也。
谈了这一点，我们再看瓜迪奥拉的足球理念。掌控球权，调动对手，没有机会不轻易进攻，这其实也是首先做到「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」。球权在你手里，对手拿不到球，也就很难战胜你了。哪怕场面没那么刺激，至少你「立于不败之地」了，再找机会取胜。
在控球的基础上，调动对手，在变化中可能机会就出来了。那么怎么确保发现和抓住机会呢？
在瓜迪奥拉的体系中，占据中路核心位置的球员，必须是梅西、哈维、大卫·席尔瓦和德布劳内这种选手，他们传球能打穿两层防线，精确直达空档处无人盯防球员脚下。
换句话说，这样的球员，在球场上有高度的洞察力，和精准把握机遇的能力。
因此，巴萨的比赛，常常是在看上去寡淡的控球调动中，突然间节奏转换，几下子搞定进球。
由于掌控了球权，致人而不致于人，也就实现了「兵不顿而利可全」。
当然，这样一个体系，是精英型球队，对球员的要求很高，不仅仅是一个梅西，而且整个球队的球员素质。一旦球员素质下降，就难以支持这样的体系。
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
公元618年，李渊建立唐朝。
当时的唐，只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割据势力，占据山西山西一带。西有薛举、宋金刚盯着太原大本营，东有窦建德（河北），王世充（河南），南方也有各种割据力量。
就在短短几年，唐一统天下，速度之快，令人大跌眼镜。
唐平定天下的关键战役，大多都是李世民领导获胜。而且，有几次都是在唐军已经吃了败仗的情况下，李世民临危受命，最终翻盘。
例如李世民与刘武周宋金刚之战。
公元619年，宋金刚刘武周出兵晋阳（山西太原，李唐起家的大本营）。唐军派遣李元吉和裴寂出战，结果大败，老家晋阳也被刘武周抢走了，山西大部都归了刘武周，李渊一度想自保关中，放弃河东。
这种情况下，李世民出场。
李世民上来，先不急于出战，坚守对耗粮食。同时派人骚扰对方。
十一月，己卯，刘武周寇浩州。
秦王世民引兵自龙门乘冰坚渡河，屯柏壁，与宋金刚相持。时河东州县，俘掠之馀，未有仓廪，人情恇扰，聚入城堡，征敛无所得，军中乏食。世民发教谕民，民闻世民为帅而来，莫不归附，自近及远，至者日多，然后渐收其粮食，军食以充。乃休兵秣马，唯令偏裨乘间抄掠，大军坚壁不战，由是贼势日衰。
…….
诸将咸请与宋金刚战，世民曰：「金刚悬军深入，精兵猛将，咸聚于是。武周据太原，倚金刚为蔽。金刚军无蓄积，以虏掠为资，利在速战。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，分兵汾、隰，冲其心腹。彼粮尽计穷，自当遁走。当待此机，未宜速战。」
这是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」。
然后战机出现：
刘武周数攻浩州，为李仲文所败。宋金刚军中食尽；丁未，金刚北走，秦王世民追之。
…….
秦王世民追及寻相于吕州，大破之，乘胜逐北，一昼夜行二百馀里，战数十合。至高壁岭，总管刘弘基执辔谏曰：「大王破贼，逐北至此，功亦足矣。深入不已，不爱身乎！且士卒饥疲，宜留壁于此，俟兵粮毕集，然后复进，未晚也。」世民曰：「金刚计穷而走，众心离沮；功难成而易败，机难得而易失，必乘此势取之。若更淹留，使之计立备成，不可复攻矣。吾竭忠徇国，岂顾身乎！」遂策马而进，将士不敢复言饥。追及金刚于雀鼠谷，一日八战，皆破之，俘斩数万人。夜，宿于雀鼠谷西原，世民不食二日，不解甲三日矣，军中止有一羊，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。
李世民在开始，敌军势盛，没有战机，那就「唯令偏裨乘间抄掠，大军坚壁不战」，怼住。然而当机会来临（「金刚计穷而走，众心离沮；功难成而易败，机难得而易失，必乘此势取之。若更淹留，使之计立备成，不可复攻矣。吾竭忠徇国，岂顾身乎！」），那就下重注：
- 乘胜逐北，一昼夜行二百馀里，战数十合。
- 追及金刚于雀鼠谷，一日八战，皆破之，俘斩数万人。夜，宿于雀鼠谷西原，世民不食二日，不解甲三日矣，军中止有一羊，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。
这种「没有机会就别乱动，有好机会就下重注」的思想，在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中，也可以看到。
大多数人的投资理念，是分散投资，以降低风险，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
巴菲特说：「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，看好篮子」。高度集中投资，低风险获取高回报。
战略，要决定资源分配的优先级。因此战略本身，也就是一种投资决策，如何把有限的资源，投入到真正能产生高回报的地方。
孙子兵法说「兵不顿而利可全」，用投资的话说就是低成本高收益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就需要决策者有高度的洞察力，能识别什么是高质量的投资机会，甚至创造出高质量的机会。
如果没有，那也别胡乱投资，因为资源是有限的，好钢要用到刀刃上。
最怕的不是不做事，而是瞎折腾。
巴菲特曾经打过一个比喻，说在股灾来临的时候，他很开心，就像「饥渴的男人到了后宫一样」。
因为他保留了现金，因此可以在那个时候，大举入场，购买价格跳水的股票。
然而大多数人，他们已经把金钱折腾到各种投资项目上了，甚至上了杠杆，所以哪怕看到「后宫佳丽」，也有心无力。
这一点引出一个问题，就是很多公司，可以说他们大量精力，都在瞎折腾上。孙子讲「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」。大多数公司，并没有什么「先胜而后求战」的谋略和准备，而是「先战而后求胜」，比如产品就先干呗，说不定就畅销了呢。
在过去的三四十年，中国整体处于高速发展的时代，释放出巨大的红利，因此很多领导者、企业「先战而后求胜」，也过的不错，甚至成为了业界热门。但未必有多高的水平，甚至很多是在顾头不顾腚的裸奔。
这样领导者、企业的成功，是建立在资源丰富的前提下的。例如人口红利（人力资源的丰富）、市场红利（客户资源的丰富）等。当资源丰富的时候，单看结果，瞎折腾也有一批人可以成功。
然而，当整个外部环境变得艰巨的时候，这种浪费资源的折腾，往往就要命了。
机会与能力
唐武德三年（公元620年）七月，李世民率军东征洛阳的王世充。
到了武德四年（公元621年）三月，唐军拿下了河南绝大多数地盘，实现了对洛阳的包围。然而，这时候唐军也十分疲惫，同时攻城本身就是难度巨大。
秦王世民围洛阳宫城，城中守御甚严，大炮飞石重五十斤，掷二百步，八弓弩箭如车辐，镞如巨斧，射五百步。世民四面攻之，昼夜不息，旬馀不克。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辈，皆不果发而死。唐将士皆疲弊思归，总管刘弘基等请班师。世民曰：「今大举而来，当一劳永逸。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，唯洛阳孤城，势不能久，功在垂成，奈何弃之而去！」乃下令军中曰：「洛阳未破，师必不还，敢言班师者斩！」众乃不敢复言。上闻之，亦密敕世民使还，世民表称洛阳必可克，又遣参谋军事封德彝入朝面论形势。德彝言于上曰：「世充得地虽多，率皆羁属，号令所行，唯洛阳一城而已，智尽力穷，克在朝夕。今若旋师，贼势复振，更相连接，后必难图！」上乃从之。世民遣世充书，谕以祸福；世充不报。
从军队到皇帝李渊，都觉得应该撤退。但李世民认为：
「今大举而来，当一劳永逸。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，唯洛阳孤城，势不能久，功在垂成，奈何弃之而去！」
就是既然来打，就要打下来。不然后患无穷。
就在这时候，河北的夏王窦建德，起十万军队，来救援王世充。于是唐军就面临了两面受敌的危机，人心震动。
这时候李世民又是怎么看的呢？
世充兵摧食尽，上下离心，不烦力攻，可以坐克。建德新破海公，将骄卒惰，吾据武牢，扼其咽喉。彼若冒险争锋，吾取之甚易。若狐疑不战，旬月之间，世充自溃。城破兵强，气势自倍，一举两克，在此行矣。若不速进，贼入武牢，诸城新附，必不能守；两贼并力，其势必强，何弊之承？吾计决矣！
于是李世民让齐王李元吉负责洛阳包围，亲率3500玄甲精锐（骑兵）前往虎牢关，扼住窦建德的来路。同时「遣王君廓将轻骑千馀抄其粮运」。
对峙下来之后，到了五月。
建德列陈，自辰至午，士卒饥倦，皆坐列，又争饮水，逡巡欲退。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陈西，驰而南上，戒之曰：「贼若不动，尔宜引归，动则引兵东出。」士及至陈前，陈果动，世民曰：「可击矣！」时河渚马亦至，乃命出战。世民帅轻骑先进，大军继之，东涉汜水，直薄其陈。建德群臣方朝谒，唐骑猝来，朝臣趋就建德，建德召骑兵使拒唐兵，骑兵阻朝臣不得过，建德挥朝臣令却，进退之间，唐兵已至，建德窘迫，退依东陂。窦抗引兵击之，战小不利。世民帅骑赴之，所向皆靡。淮阳王道玄挺身陷陈，直出其后，复突陈而归，再入再出，飞矢集其身如胃毛，勇气不衰，射人，皆应弦而仆。世民给以副马，使从己。于是诸军大战，尘埃涨天。世民帅史大柰、程知节、秦叔宝、宇文歆等卷旆而入，出其陈后，张唐旗帜，建德将士顾见之，大溃；追奔三十里，斩首三千馀级。建德中槊，窜匿于牛口渚。车骑将军白士让、杨武威逐之，建德坠马，士让援槊欲刺之，建德曰：「勿杀我，我夏王也，能富贵汝。」武威下擒之，载以从马，来见世民。世民让之曰：「我自讨王世充，何预汝事，而来越境，犯我兵锋！」建德曰：「今不自来，恐烦远取。」建德将士皆溃去，所俘获五万人，世民即日散遣之，使还乡里。
我们看这里面「建德列陈，自辰至午，士卒饥倦，皆坐列，又争饮水，逡巡欲退」，其实是窦建德军队，排兵布阵。到中午，出现了混乱，这样李世民看到了可趁之机。
那么到底这是不是机会呢？
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陈西，驰而南上，戒之曰：「贼若不动，尔宜引归，动则引兵东出。」
这里面，就是设了一个标准，敌人可以不可以打。派兵去试探一下，如果对方不动，意味着纪律严明，那就回来。如果对方动了，那就意味着他们自身比较混乱失去组织了，那就开战。
而且这个时机，选择的是窦建德跟群臣谒的时候。李世民亲自率领骑兵精锐度过汜水。这时候「建德群臣方朝谒，唐骑猝来，朝臣趋就建德，建德召骑兵使拒唐兵，骑兵阻朝臣不得过，建德挥朝臣令却，进退之间，唐兵已至，建德窘迫，退依东陂。」
这里面涉及到两件事情：
1）李世民的精锐骑兵，战斗力很强，快速的抓住了混乱并且放大了窦建德军队的混乱，渡了河，突入了窦建德中军
2）在短时间内，窦建德先「召骑兵使拒唐兵」，然而「骑兵阻朝臣不得过」，于是「建德挥朝臣令却」，他的指挥出现了问题，加剧了混乱，于是「建德挥朝臣令却，进退之间，唐兵已至，建德窘迫，退依东陂。」
连起来说，李世民快速的在短时间内，让对方的中枢指挥体系失效了。再进一步，直接抓获了窦建德，完成了「斩首行动」。这样以来，就快速瓦解了夏军的核心战斗力。俘获了五万人。
鉴于俘虏人数之多，就直接解散解散夏军，都没资源囚禁、整编他们。
所谓「兵不顿而利可全」，这一战，演绎的淋漓尽致。
我以前研究这段历史，感叹机会这件事情，其实是跟人的能力，密切关联的。
我相信李世民，在突击之前，已经预料到了，夏军的这种指挥体系失效的情况。李世民，是一个非常注重谍报工作的人，而且经常自己亲身上前线，调研情况。夏军的朝谒时间、士兵组织状况等，他已经都已经清楚了。
换了另外一个将领，哪怕预料到了这种情况，也未必有能力去付诸现实。例如这需要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，快速突击对方防线杀入指挥中枢，瘫痪对方的指挥体系。这对于军队素质和领导素质，都是高要求。
时间窗口，就那么大。如果让窦建德缓过神来，开始指挥部署，那么可能反而就是唐军被包饺子了。
这就像销售工作中，有个电梯法则。就是假设你跟客户有共同上电梯的机会，你能不能就用这么点时间（30秒左右），打动客户给你面谈机会？
如果你有这个能力，那么跟客户上电梯，就是机会。反过来，没这个能力，那就谈不上什么机会。
机会取决于能力。
很多领导者，都在焦虑于市场机会越来越少了，不像以前。但是他们很少意识到，其实真正的瓶颈不是市场机遇，而是自身和企业的能力。
对李世民这样水平的人，几乎任何时代都充满了机遇。
窦建德军队这个混乱，对别人可能不是机会，对李世民，就足够了。
拿下了窦建德，王世充一听大势已去，开门投降。从避免攻城巷战的角度，李世民算是做到了「不战而屈人之兵」。
李世民本来是打洛阳王世充的，结果一战平定了河南、河北两大势力，统一了中原。
这一战有一个很重要的后果，就是延长了李世民经营河南河北的时间，把中原变成了他的势力范围。
对于一战拿下两大势力的李世民，作为皇帝的李渊，也发现这简直是太大的功劳，现有体系没法奖励了。于是李渊发明了一个新的官职「天策上将」，位在百官王公之上，仅次于皇帝和太子。
而且，天策上将，有开府（也就是自行任命官员建立幕僚组织）的权力。
这样一来，中原之战后，李世民携不赏之功，权力势力惊人。这种情况，在封建帝制下，已经不可能有退路了。要么等到太子上位之后等死，要么就逆袭上位。这就把唐的政治轨迹，推向了玄武门之变的轨道。
从民众的角度，李世民快速打下河南河北，统一中原。结束了内战，也是幸事。
而从整个中国的角度，本身当时的局面，割据势力众多。唐高祖李渊的能力，相比窦建德、王世充等人，并不见特别突出。如果没有李世民这样的军事天才，很可能又是长期的分裂战乱之局面。
就像如果中原之战，窦建德来援，李世民退军。那么可能就如同李世民所说「今若旋师，贼势复振，更相连接，后必难图」。
而且当时，突厥强盛。
及隋末离乱，中国人归之者甚众，又更强盛，势凌中夏，迎萧皇后，置于定襄。薛举、窦建德、王世充、刘武周、梁师都、李轨、高开道之徒，虽僭称尊号，俱北面称臣，受其可汗之号。……控弦百万，戎狄之盛，近代未有也。
李渊称帝前后，也接好突厥，大量送礼，以维持北方安定。
尽管如此，从唐建国至唐太宗即位之初的八年间（武德二年至九年，即619年至626年），突厥八次入侵。
武德二年，始毕可汗援助割据北方的刘武周而大举南侵。
武德三年，处罗可汗又大举入侵。
武德四年，颉利可汗奉杨政道以伐唐。
武德五年，颉利可汗再一次入侵太原。
武德六年，突厥为争夺马邑（今山西朔州）与范君璋（刘武周妹夫）而南侵。
武德六年夏，突厥大举入侵幽、并、朔、原、渭等州（今河北大兴、山西太原、朔州，甘肃固原），秦王李世民屯兵并州以抵御突厥入侵。
武德七年，七月至九月突厥乘杨文干反叛，又大举入侵。以兵使范君璋进犯朔、并、忻三州，并有南下进攻长安的势头。因此，此时的唐王朝有迁都南下以避突厥屡次入侵之议。后经李世民亲自驰骑阵前说和亲之事，突厥才受盟退去。
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之变后，突厥人第八次大举南侵，并直接兵临长安城下。
看了突厥这些行动，我们回过头再看李世民中原之战。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出征，武德四年五月拿下窦建德从而逼降王世充，中原统一。
而武德三年，突厥处罗可汗去世，内部出现了权力移交问题，最终没有立处罗嫡子奥射设阿史那摸末，改立处罗之弟咄苾，是为颉利可汗。
这样一来，突厥因为内部权力问题，暂时没有特别多的精力来操控中原搞势力平衡，甚至自己亲自大规模出兵。就这么一个空档期，李世民已经把中原拿下了。
等到武德五年，颉利可汗再一次入侵太原，唐朝可以腾出手来应对了。
设想一下，如果是李世民中原之战，拖到武德五年，那就严重了。在中原打的你死我活，如果突厥再入侵，唐根本没有资源可以调动了，非常的危险。也就是孙子说的：
其用战也胜，久则钝兵挫锐，攻城则力屈，久暴师则国用不足。夫钝兵挫锐，屈力殚货，则诸侯乘其弊而起，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。故兵闻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。夫兵久而国利者，未之有也。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
哪怕是不灭，唐也只能在割据状态，中国又变成天下纷争之局，甚至被突厥进一步入侵。
那样的话，整个中国后来是什么局面，就未可知了。也许中国历史要大幅度改写。
突厥人的角度，以前是玩平衡的。各个势力都要交好突厥，躺着收保护费不要太爽，出兵打通常也是打代理人战争。比如突厥二年，始毕可汗援助割据北方的刘武周，跟唐开战。
然而唐朝快速崛起，趁着突厥CEO换位交接，把各种势力都平了，突厥就只好自己下场了。而统一了中原和南方的唐，也就有了跟突厥叫板的实力。
天策府：知识型组织
武德四年，拿下王世充窦建德后，李渊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，并且允许他在洛阳开设天策府，也就是李世民的僚属机构。
李世民组建了一个50来人的随从集团，里面有诸如：杜如晦、房玄龄、李靖、尉迟敬德、程知节、侯君集、秦琼、长孙无忌、柴绍、罗士信、史万宝、李勣、刘弘基。
这当中，很多人一开始来自于唐的敌对势力，后来被李世民收编。例如尉迟敬德来自宋金刚势力，李勣、程知节、秦琼来自瓦岗军势力。
李靖本来是李渊的隋朝同事，要告发李渊叛变，后来被李渊抓住要处死，被李世民救下。就在李世民平定中原的时候，李靖带领唐军平定了南方（南征军队名义上的副职 ，实质上的主导）。
在设置天策府时，李世民也开始把注意力，从军事转向政治、文化。
世民以海内浸平，乃开馆于宫西，延四方文学之士，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、记室房玄龄、虞世南、文学褚亮、姚思廉、主簿李玄道、参军蔡允恭、薛元敬、颜相时、咨议典签苏勖、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宇、军咨祭酒苏世长、记室薛收、仓曹李守素、国子助教陆德明、孔颖达、信都盖文达、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，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，分为三番，更日直宿，供给珍膳，恩礼优厚。世民朝谒公事之暇，辄至馆中，引诸学士讨论文籍，或夜分乃寝。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，褚亮为赞，号十八学士。士大夫得预其选者，时人谓之「登瀛洲」。
从精英教育角度来讲，当时的天策府，可以说是高质量的知识型组织。各种高水平的人才，充分讨论交流，这样的环境，对于李世民的成长，会有很大帮助。
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李世民这人非常好学，属于学神水平。但你要说他在天策府开文学馆，一下班就去研究交流，就是单纯为了学习文化，反正我是不信的。在那个时候，他的思路，应该更多的已经在考虑治理天下。而天策府，就成了他将来治理天下的基础班底。
玄武门之变
到了武德九年，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的冲突，已经势成水火。
建成、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，上信之，将罪世民。陈叔达谏曰：「秦王有大功于天下，不可黜也。且性刚烈，若加挫抑，恐不胜忧愤，或有不测之疾，陛下悔之何及！」上乃止。元吉密请杀秦王，上曰：「彼有定天下之功，罪状未著，何以为辞！」元吉曰：「秦王初平东都，顾望不还，散钱帛以树私恩，又违敕命，非反而何！但应速杀，何患无辞！」上不应。
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李渊，整体来说偏向于太子一派，因此李世民的情况变得更为恶劣。
我觉得深层次看，李世民作为唐的军事最高负责人，代表了唐朝开国的军功集团，和李渊代表的皇权集团，本身就有所冲突。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纷争，是这一冲突的表面。
军功集团和皇权的冲突，历代往往都有。在唐的特殊性在于，李世民本身就是李渊的嫡子，从法理上讲，是可以有合法的继承皇权的。
如果李渊愿意改立李世民为太子，很大程度可以缓解这种矛盾，实现整合。然而李渊最终还是维持了李建成的太子地位。这样一来，太子和李世民的冲突，就不可避免。
李渊之所以没有降罪李世民，我觉得除了父子之间的情谊（尽管这个情谊多大分量，对于君主难说），一个重要的考量在于，如果要彻底解决李世民的权力，就意味着要对军功集团、整个军队和文官体系，进行大手术大清洗，这势必意味着大动荡。中原和南方刚统一没几年，说不定又要重新陷入纷争之局。
更何况，北方还有一个强大的突厥，虎视眈眈。如果李渊自己把最出色的统帅给废除掉，那简直就是自毁长城。
从这个意义上，也许是突厥这个唐最大的敌人，在关键时刻保证了李世民的基本安全。
尽管李世民的地位表面上如故，但建成元吉，已经开始陆续把天策府的人，调离李世民身边。
当时突厥入侵，这次李元吉拿到了出兵的统帅权，并且要求将天策府的精锐由他带领。
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，入塞，围乌城，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；上从之，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、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。元吉请尉迟敬德、程知节、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。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：「太子语齐王：’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，拥数万之众，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，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，奏云暴卒，主上宜无不信。吾当使人进说，令授吾国事。敬德等既入汝手，宜悉坑之，孰敢不服！’」
在这种情况下，李世民和天策府决定动手。这种动手的方式，又是典型的李世民战争风格，怼住之后抓住机会反杀，一战而胜。
己未，太白复经天。傅奕密奏：「太白见秦分，秦王当有天下。」上以其状授世民。于是世民密奏建成、元吉淫乱后宫，且曰：「臣于兄弟无丝毫负，今欲杀臣，似为世充、建德报仇。臣今枉死，永违君亲，魂归地下，实耻见诸贼！」上省之，愕然，报曰：「明当鞫问，汝宜早参。」
李世民举报建成、元吉淫乱后宫，这样李渊必然宣召两人入朝。 注意看李世民这句话「臣于兄弟无丝毫负，今欲杀臣，似为世充、建德报仇」。他把兄弟跟王世充、窦建德并列，也就是把太子、元吉看作战争敌人了。而李世民无论此前如何犹豫纠结，一旦进入战争状态，那就是非常可怕的对手。
庚申，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，伏兵于玄武门。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，驰语建成。建成召元吉谋之，元吉曰：「宜勒宫府兵，托疾不朝，以观形势。」建成曰：「兵备已严，当与弟入参，自问消息。」乃俱入，趣玄武门。上时已召裴寂、萧瑀、陈叔达等，欲按其事。
建成、元吉至临湖殿，觉变，即跋马东归宫府。世民从而呼之，元吉张弓射世民，再三不彀，世民射建成，杀之。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，左右射元吉坠马。世民马逸入林下，为木枝所絓，坠不能起。元吉遽至，夺弓将扼之，敬德跃马叱之。元吉步欲趣武德殿，敬德追射，杀之。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，叹曰：「岂有生受其恩，而死逃其难乎！」乃与副护军薛万彻、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、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。张公谨多力，独闭关以拒之，不得入。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后，屯玄武门，挺身出战，所亲止之曰：「事未可知，且徐观变，俟兵集，成列而战，未晚也。」君弘不从，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，皆死之。君弘，显俊之曾孙也。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，万彻鼓噪欲攻秦府，将士大惧；尉迟敬德持建成、元吉首示之，宫府兵遂溃，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。冯立既杀敬君弘，谓其徒曰：「亦足以少报太子矣！」遂解兵，逃于野。
上方泛舟海池，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，敬德擐甲持矛，直至上所。上大惊，问曰：「今日乱者谁邪？卿来此何为？」对曰：「秦王以太子、齐王作乱，举兵诛之，恐惊动陛下，遣臣宿卫。」上谓裴寂等曰：「不图今日乃见此事，当如之何？」萧瑀、陈叔达曰：「建成、元吉本不预义谋，又无功于天下，疾秦王功高望重，共为奸谋。今秦王已讨而诛之，秦王功盖宇宙，率土归心，陛下若处以元良，委之国务，无复事矣。」上曰：「善！此吾之夙心也。」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，敬德请降手敕，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，上从之。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敕，众然后定。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，皆罢散。
这次玄武门之变，跟虎牢关李世民破窦建德一役，有惊人的相似。李世民又是采用斩首行动，直接杀死了太子和元吉，瓦解对方核心势力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控制了最高统治者李渊，逼迫李渊交出了权力。三天后，李世民被立为太子。两个月后，登基成为皇帝，李渊退位为太上皇。
从政变的角度，玄武门之变，杀掉了李建成、李元吉以及两家的男性子弟。加上宫变时阵亡的官兵。除此之外，国家没有什么大的波动，就实现了政权的平稳交接。相比大多数政变，往往带来官僚体系、军队、民众的动荡和流血，甚至内战，这次政变也算是「兵不顿而利可全」了。
能做到这一点，除了李世民本身的策略，也是因为他在唐开国中，巨大的功绩。唐朝上下，觉得他做这个皇帝，也是理所当然。
兵不顿而利可全：对外战争
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之变后两个月，李世民登基，成为大唐的第二任皇帝。
刚上任，突厥人大举南侵，兵临长安城下。
癸未，颉利可汗进至渭水便桥之北，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，以观虚实。思力盛称「颉利、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，今至矣。」上让之曰：「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，赠遗金帛，前后无算。汝可汗自负盟约，引兵深入，于我无愧？汝虽戎狄，亦有人心，何得全忘大恩，自夸强盛？我今先斩汝矣！」思力惧而请命。萧瑀、封德彝请礼遣之。上曰：「我今遣还，虏谓我畏之，愈肆凭陵。」乃囚思力于门下省。
上自出玄武门，与高士廉、房玄龄等立骑迳诣渭水上，与颉利隔水而语，责以负约。突厥大惊，皆下马罗拜。俄而诸军继至，旌甲蔽野，颉利见执失思力不返，而上挺身轻出，军容甚盛，有惧色。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陈，独留与颉利语。萧瑀以上轻敌，叩马固谏，上曰：「吾筹之已熟，非卿所知。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，直抵郊甸者，以我国内有难，朕新即位，谓我不能抗御故也。我若示之心弱，闭门拒守，虏必放兵大掠，不可复制。故朕轻骑独出，示若轻之；又震曜军容，使之必战；出虏不意，使之失图。虏入我地既深，必有惧心，故与战则克，与和则固矣。制服突厥，在此一举，卿第观之！」是日，颉利来请和，诏许之。上即日还宫。乙酉，又幸城西，斩白马，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。突厥引兵退。
萧瑀请于上曰：「突厥未和之时，诸将争战，陛下不许，臣等亦以为疑，既而虏自退，其策安在？」上曰：「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，君臣之志惟贿是求，当其请和之时，可汗独在水西，达官皆来谒我，我若醉而缚之，因袭击其众，势如拉朽。又命长孙无忌、李靖伏兵于豳州以待之，虏若奔归，仗兵邀其前，大军蹑其后，覆之如反掌耳。所以不战者，吾即位日浅，国家未安，百姓未富，且当静以抚之。一与虏战，所损甚多；虏结怨既深，惧而修备，则吾未可以得志矣。故卷甲韬戈，啖以金帛，彼既得所欲，理当自退，志意骄惰，不复设备，然后养威伺衅，一举可灭也。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，此之谓矣。卿知之乎？」瑀再拜曰：「非所及也。」
在此之前，李世民作为军队统帅，曾经多次跟突厥对峙，突厥知道李世民不好对付。这次看见李世民已经登基，唐朝内部稳定，军队整齐，于是突厥收了笔钱撤兵，突厥可汗也给了唐朝马三千匹、羊万口。
最后李世民讲了那段话，意思是打败突厥不难，但国家初定，应该要休养生息，避免结怨。又回归到「兵不顿而利可全」的逻辑了，要追求低成本高收益，不搞消耗战。
之后，唐太宗励精图治，并且挑拨颉利、突利二可汗和突厥与铁勒诸部的关系。627年，东突厥内部出现分裂。反对颉利可汗的薛延陀、回纥、拔也古、同罗诸部落对其变革国俗和推行的政令不满，借唐朝的册封册立而另立薛延陀为可汗。突利可汗也暗中与唐联络，并与颉利可汗决裂。
同时东突厥又遇到大雪气候，牲畜大多被冻死饿死，突厥势力渐弱。唐太宗于629年八月任命李靖、李世勣、柴绍、李道宗等为行军总管，出兵征讨东突厥。630年三月颉利兵败被俘，东突厥灭亡。唐朝在东突厥突利可汗故地设置顺、祐、化、长四州都督府，颉利可汗故地置定襄都督府、云中都督府。
这是贞观四年，距离渭水对峙仅仅过去四年。唐就瓦解了当初「控弦百万，戎狄之盛，近代未有也」的突厥，一战而定。
接下来在李唐时代，伴随着国内的贞观之治，唐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和外交活动，经营西域。
通常而言，发动一系列战争，是非常消耗国力的。但唐初貌似是一个例外。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，李世民时代唐的战争，基本上都是灭国级别，一战而定，没有卷入长期消耗。
而且因为唐军这种一战灭国的能力，引发了其他国家、部落的畏惧，因此很多时候达成「不战而屈人之兵」的效果，甚至引发其他国家、部落主动寻求唐的联盟、庇护。
同时，因为唐军把战场，从中原内地，推进到了西域，避免了战火对国内的破坏，因此有了稳定的内部发展环境。
唐朝的扩张，重新掌控了西域，打通了丝绸之路，这又为唐朝的繁荣，加入了国际贸易的因素。
今天我们谈到奢侈品出口，都会想到法国。很少有人意识到，在古代很长时期，中国拥有最强悍的奢侈品：丝绸。
例如在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，从皇帝、元老院元老以至权贵之家，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绸为荣。基督教会的法衣、祭服、挂幕、祭坛装饰概用丝绸。
丝绸这东西当时只有中国能产，而且携带方便，利润极高，是非常好的国际贸易产品。
唐打通西域后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西域重新开始繁华，作为西域与内地交接点的敦煌，也就成为了文明、贸易的交汇点。
有趣的是，李渊太原起兵时，李世民的封号就是「敦煌公」。
那个时代，大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，最有进取精神、开放心态、文化多样性的时代。这跟李世民这个领袖的个人气质，关系密切。
领导者的心态
回顾领导力金字塔：
领导者的心态，是领导力的一个基本元素。
高水平的创新领导者，心态更趋向于正面，李世民就是典型的心态强大正面的代表。这当中又有4个基本的心态：
- 主动性
- 责任感
- 价值感
- 安全感
李世民这个人，整体来说，这4方面都很高。
因为责任感强，他要实现执政的高水平，所以他强调要通畅沟通，欢迎反对意见，并且树立了魏征这个典型，「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」。
因为价值感安全感高，所以他哪怕面对各种反对意见，也可以理性面对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
而他之所以有高安全感、价值感，又跟主动性和责任感关系巨大。
李世民遇到事情，不被眼前的困难给吓到，而是积极的想办法、学习，「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」，因此做出了高水平的结果，也大幅度提升了自己的能力，建立了跟军队、士大夫、民众的影响力。这样提升了自己的价值感和安全感，形成了正向循环。
更广泛的说，创新型领导者，更关注自身内在因素，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，这样也就容易形成正面心态的循环。
反过来，资源和关系型的领导者，更关注外部资源、条件。因此心态上偏向于被动，有依赖性。因为有依赖性，就容易导致低价值感、低安全感，反过来就更容易导致被动、依赖性。这样就形成了负面循环。
领导者的很多思维行为，都可以从心态层面上找到根源。
例如，创新型领导者，因为正面心态，更关注发展人发挥人；而资源型领导者，因为负面心态，往往更倾向于防范人限制人，从而实现自我保护。
资治通鉴的完成
公元1084年（宋神宗元丰7年），司马迁花了19年的时间，完成了一部编年史，该书从公元前403年的春秋时代开始，到公元959年，五代后周截止，横跨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。
宋神宗觉得这本书「有鉴于往事，以资于治道」，于是定名为「资治通鉴」。
「资治通鉴」的完成，在帝王之道的策略知识体系的「历史」层面，又添加了一块重要的内容。成为后世精英阶层，学习的重要资料。它自身也成为了中华文明史上的经典。
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，资治通鉴的完成，也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，意味着「帝王之道」的精英教育体系，进入了第三个时代。一方面，它成熟了。一方面，它退化了。
帝王心术：僵化的帝王之道
本章开篇谈到，围绕「帝王之道」的精英教育体系的发展，可以分为3个阶段：
- 奠基时期：春秋战国时代，百家争鸣产生学术思想基础
- 成长时期：从秦汉到北宋，以司马光写出《资治通鉴》为结束
- 僵化时期：从南宋到清末
我们前面谈的诸葛亮、李世民，是在成长阶段，孵化出的顶尖的领导者。这两位，一位是中国历史上人臣的典范，一位是皇帝的楷模。
他们都是一流的学习者和创新者，有丰富的知识结构，强烈的主动性和进取精神。
从治国的角度，他们也是兼收并蓄，兵家、法家、儒家、道家、纵横家等思想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都是发挥和发展了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。
大多数人认为，中国传统是儒家思想导向。其实从精英阶层的知识体系和实践路线而言，并非如此。
汉宣帝就说「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王霸道杂之」。
从孙子兵法的角度看，指导性的原则，是「兵不顿而利可全」，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军。基于这种目的，需要各种策略的组合。
然而到了宋朝，从立国开始，领导阶层的进取精神，就明显的衰落了。例如过度的重文轻武，将内部势力压制与平衡，远远放到了开拓进取之上。
而随着科举制的的成熟，一方面给了知识分子阶层跨越的机会，一方面，考试、学术、教育的关注点大幅度的倾向于儒家思想。
熙宁八年，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、贴经、墨义取士，颁发王安石的《三经新义》和论、策取士。并把《易官义》《诗经》《书经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称为大经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称为兼经，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。
诸子百家兼收并蓄的时代过去了。
精英阶层也越来越目光狭隘。
公元1127年，资质通鉴完成后的几十年。金兵攻破了汴梁，俘获宋徽宗、宋欽宗，北宋终结。
当时宋朝的经济实力，全球第一。宋军数量也很庞大，而且还占据了汴梁城，金军进攻的军队数量，还没有宋军守城的多，而且各地援军还在赶来。
那这种情况，汴梁怎么被攻破的呢？
那就要归功于皇帝们的一系列傻逼操作了。
例如当时皇帝，相信一位跳大神的，说他可以召唤天兵天将，赶走金兵。于是开城迎战，金军乘机入城。
然后就是南宋。
儒家们开始在各种细节上钻营，例如「女人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」。对应的是，整个精英阶层，没有安全感（连国防都搞不定）、缺乏价值感。心态的负面，导致进一步的自我保护，于是操控内部人心，搞平衡，就成了最关注的话题。
这样的趋势继续到明清。
帝王心术，成为了皇帝最关心的话题。就像一家大公司，到最后，管理层不是关心业务发展、生产力提升，而是如何在内部搞平衡，确保自己牢牢抓住权力。
这时候，一个矛盾的事情是。一方面，皇权更大了，例如明清废除了宰相制度，皇帝抓住了行政权，貌似对官僚阶层的生杀大权，也尽在掌握。
而从另外一方面，皇帝的思维和行为，空间又越来越小。就在儒家治国框架下、帝王心术里，转来转去。皇帝更像是职业经理人，按照公司流程完成工作。
清代很重视皇子教育，其中一个基本措施，是要给皇子请大儒为师。然而大儒，其实也就是那个层次。你让循规蹈矩的人，如何培养能够打破规则的领导者创新者呢？还不是就能培养个职业经理人。
官僚阶层，同样是如此。
整个精英阶层，已经没有了进取心、创新能力，从皇帝到官员，都成了为体系打工的。
既然大家都是打工，关注的是权力和利益，那么心术就成了显学。
而此时的西方，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的征途。
于是最后，中国就要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「三千年未有之变」了。